侗族大歌

　　羌年、农乐舞、呼麦、侗族大歌、花儿、玛纳斯、马头琴，这些对我们来说陌生、有些甚至闻所未闻的艺术形式都是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而这些少数民族瑰宝的沿承和推广一直以来任重而道远。

　　9台演出尽显非遗风采

　　2月27日至3月30日，由文化部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全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演”在北京举行。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调演活动将汇聚全国20个省（自治区、市），20余个少数民族，近20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近2000名少数民族同胞，共计9台节目。

　　这一系列蕴含着各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出活动不但能够反映各少数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彰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凡魅力，而且为广大民众共享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提供一个鉴赏、交流、吸纳的平台。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庆善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歌舞的调演也进行过几次，但像这样全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组合而成的演出还是第一次。“如此数量众多、节目质量也很高的调演在北京这个舞台上呈现，是对几年来我国非遗工作的一种总结和肯定。”

　　政策有力但市场有限

　　我国是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较早的国家之一，并以高票入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2009年有2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包括粤港澳三地联合申报的“粤剧”，3项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再加上之前申报成功的4项，共有29项，是世界上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

　　但反观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是像少数民族歌舞、音乐这样依靠口传身授方式进行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走在逐渐消亡的路上。有专家对记者表示，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珍贵的实物与史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的传承人在社会上并没能获得相应的尊重，将文化遗产的传承作为自己的事业很难获得足以维持生计的经济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种稀有文化在当今时代的沿袭。

　　昆曲应该算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化最为成功的典型。2001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中国昆曲为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同时也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的王文章在接受采访时曾经提到，“昆曲的入选使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许多像昆曲一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特殊性。它的生存形态、传承链条、保护难度以及它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深刻而悠远的影响，都促使我们用新的理念、新的方式和新的做法来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保护”。

　　借此东风，一出白先勇制作的青春版昆剧《牡丹亭》在过去5年演出超过了160场，和更多默默无闻的非遗文化相比，可以说是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但毕竟这在我国全部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只是凤毛鳞角的一小部分，据记者了解，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命名和认定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1488名，这其中更多的传承人正面临着非遗市场有限、难维系的困境。

　　2009年，“中国朝鲜族农乐舞”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金明春是该项目的国家级传承人，他舞出的33米象帽彩带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长的彩带。在此次调演彩排的间隙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对于记者提出的关于传承的问题，他表示，目前在他所在的汪清县，已经建立起了农乐舞幼儿培训基地和青少年培训基地，农乐舞老年艺术团也已经初具规模，“可以说打造了前所未有的群众基础”。

　　当记者问到除了政策的扶持，农乐舞的传承还需要政府什么样的支持时，金明春表示，虽然近三四年国家每年都会拨款20万元用于农乐舞的保护，还会专门为国家级传承人提供8000元的资金支持，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满足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县里的培训基地都会有培训骨干做最基础的传承工作，而他们的待遇我想一定要跟上去才能保证文化免于进一步流失。”金明春告诉记者，农乐舞所需要的一些道具和服饰在每个培训基地都应该有相应数量的准备，但单靠每年20万元的资金缺口还很大，“地方政府很重视也很支持，但我还是想呼吁能有更多的资金方面的帮扶”。

　　张庆善告诉记者，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虽然起步较晚，但几年来成效显著。尤其提出的“生产性保护”为非遗的传承提供了更加有效的途径。有些非遗项目因为之前的影响力就比较大，如京剧、木卡姆等，可以得到大众比较多的关注，但也有一些本身已经濒危的非遗歌舞项目，由于本民族在传承中逐渐与外来文化融合，年轻人愿意投身传统文化传承的并不多而一直走在失传的边缘。“这对于我们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存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据金明春介绍，农乐舞的商业化最初是从北京打开的突破口。近几年龙潭庙会的民俗表演都有农乐舞的身影出现。“每年我们初一到初七在庙会的演出是农乐舞商业化迈出的一小步，虽然这10万-20万元的商演费用不算多，但至少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们朝鲜族的特色文化，同时也让这项文化遗产发挥了它的经济价值。”

　　国际做法有借鉴意义

　　56个民族的文化积淀让中国成为了非遗数量上的大国，但在非遗的保护中，国际上还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做法。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早在1950年政府颁布的《文化财产保护法》中，就独树一帜地提出无形文化财产（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并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它的范畴和保护办法，而对那些造诣颇深、身怀绝技的艺人和工匠，日本媒体称其为“人间国宝”。从1955年起，日本政府开始在全国不定期地选拔认定“人间国宝”，将那些大师级的艺人、工匠，经严格遴选确认后由国家保护起来，每年发给他们200万日元（约14万人民币）的特别扶助金，用以磨练技艺、培养传人。

　　除呵护“人间国宝”外，日本政府还积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用”创造条件。位于东京皇宫护城河畔的“国立剧场”，是上世纪60年代政府专为歌舞伎等传统艺术表演而修建的一座现代化艺术殿堂，有些演出场次甚至要提前一年预订才能排上。

　　韩国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也有着其独特的做法。金字塔式的文化传承人制度是他们的首创。位于金字塔最顶层的民间艺术家被授予“保有者”的称号，他们是全国具有传统文化技能、民间文化艺能或者是掌握传统工艺制作、加工的最杰出的文化遗产传承人，到目前为止共有199名，国家给予他们用于公演、展示会等各种活动以及用于研究、扩展技能、艺能的全部经费，同时政府还提供每人每月100万韩元的生活补助并提供一系列医疗保障制度，以保证他们衣食无忧。

　　张庆善在采访中表示，非遗的传承难问题一直以来无法回避。提高认识则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环节，一方面提高政府以及有关机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加大政策以及资金上的扶持力度，将成为切实有效的一种办法。另一方面应该通过市场等手段提高大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真正的发动大众参与进来，让非遗不再走在艺术的边缘。商报记者 王可